在纽约读博的第二年,我依然学不会像他们那样心安理得地浪费时间。
我第二年博士读到一半,已经习惯这种割裂。我们这些从国内来的,大概都被植入了某种程序:不在工位就是犯罪,不产出就是浪费生命。甚至连吃饭都快得像在完成任务,三明治五分钟解决,一边吃一边回邮件。
而我的白人同事呢?下午三点跑去喝咖啡能喝一小时,天气好就去Bryant Park草坪上坐着,说是在思考。导师也从来不说什么。有次我终于忍不住问Mike,你不担心进度吗?他反问我但你看,太阳多好啊。
我愣了一下,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种根植在骨子里的紧迫感。国内的教育从没教过我们如何享受太阳。在老家,浪费时间是可耻的,所有时间都必须服务于某个明确的目标。
我开始观察他们。小组讨论卡壳时,没人尴尬地抢话,有人说一句我去买杯咖啡,二十分钟后端着纸杯回来,思路反而打开了。周日球队比赛日,整个办公室锁门。他们管这叫充电,我管这叫荒废。但他们产出并未比我少。
后来我渐渐明白,那种毫无负罪感的松弛,或许是一种我从未习得的特权。
也许浪费是个伪命题。他们定义的浪费是大脑的待机模式,而我从小被训练成每分每秒都要运转的机器。在纽约这样一个每分钟都在燃烧的城市,白人同学心安理得地慢下来,而我在焦虑中学会了偶尔也去河边坐坐,看船慢慢经过曼哈顿天际线。
这大概也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。